我相信金大人

回想起來，相距那麽遙遠的事，總是即刻颼颼地竄上來。記憶因為小心呵護而變得廉價。

二零一一年，三月。我還蜷在教室一角，想睡了。窗外是漫天漫地的陽光，偶有人騎單車經過，也該是一背金黃的。但隔著玻璃片，風景和顏色都不屬這個特立的環境。同學在板子前說張愛玲，便是繪影繪聲，彎彎的月在烽火中傾城，至終不是粉末作了骨灰，頂個怨字。不是不愛，捧在手心還是戰戰兢兢的，給崇仰壓低了身。祖師奶奶現身說法。

那天特別心神不寧，只怪自己準備不周，暗自打定不發言（他們都躲在自己的房間，細細舔舐筆觸刮傷紙頁的陰晴離合）。班裏是一陣清冷，《小團圓》在我們之間傳了又傳，誰也不擡頭。他們不說，這樣的時代已不入流。文學滋養落伍的黴，薰出一條仿炭的怪物，卻是燃不起來。那不是生而為人的義務。

心思飛到了那個看《秧歌》的午後，發著高燒。昏昏沈沈地看，覺得革命都是昏昏沈沈的。“張腔胡說”，聽起來，像罵人的話。